电视的救赎：自我阐释与开放整合

在竞争激烈的全媒体时代，传统电视媒介的改造建立在自我深度阐释及开放整合媒介的双重基础之上。电视的战略不是解放他人而是救赎自己，亦即要基于自身的符号生产特征，凸显其核心竞争力，在“以我为主、适度开放、立体提升”的原则下迎接多媒体协作，并努力建立网络化信息整合渠道和新型的生产机制，在微观、中观、宏观三层次上分别提升信息的解构与整合能力。
　　一、微观策略——深度阐释电视特质
　　在新媒体方兴未艾、信息泛滥成灾的媒介时代，传统的电视媒体要想在信息解构与整合能力的名列里占有一席之地，就必然要走一条以彰显电视特性的媒介内容为主、开放多元的传播形式为辅的创新之路。
　　电视在新媒体时代的自我救赎，取决于其运用信息解构与整合优势，实现电视媒体信息深加工的能力。这种能力先体现在整合电视信息形式和传播符号上。新闻信息的深度挖掘其实不仅是纸媒的制胜法宝，电视承载和传播信息的丰富性、生动性，使其也完全可以在争取信息的深透性上再进一步。电视长于具体，拙于抽象；长于记录正在发生的事实，拙于展现已经逝去的事物。电视这种形象化特性是报纸、广播无法比拟的，其优势更在于对事实的挖掘，而非观点的归纳。
　　电视信息加工的深透性潜力，还与其多元化、层次化的传播符号密切相关。电视是由文字、声音、图像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三者的传播效果各具特色：画面具有再现性、现场性、概括性等传播特性，故善于反映原生态和过程性内容，还有传达言外之意或难言之意的功能；声音可以打破画面的时空局限，扩展画面内容，也能渲染气氛，刻画心理，增强信息真实感和亲切感；屏幕文字则既能够画龙点睛、深化主题，又能实现受众视、听、读三种信息接触行为的一体性，加深观众的信息记忆。只要经过有机整合，三者的传播优势相辅相成，形成巨大合力，电视媒体即可具备“再现事实、表情达意、概括抽象、谈古论今、上天入地的潜能”，[1]完全可以通过信息内容传达深刻的意义内涵。
　　约翰?费斯克在其《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1978）中将符号分为原初意义、文化含义与意识形态三个等级，他借助符号学研究指出电视构建意义的可变性和多元性。三级层层深入，由具体到抽象，电视符号总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和表达。“符码的意义在于符号的社会功能，而非符号的结构，因为符码的作用完全出于其使用者的共识”，[2]因此信息深刻含义通常也不难被深谙社会文化及规则的现代受众所解读出来。
　　由此可见，电视特有的信息形式和传播符号为电视的信息解构和整合创造了先天优势，只有做足自身文章,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以开放的姿态延伸媒介触角。
　　其次，这种能力也体现在运用电视叙事艺术、整合叙事信息元素的水平上。
　　费斯克认为电视作为将具有电视特征的作者式文本和具有易理解性的读者文本结合起来的“生产者文本”，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文本，信息意义的建构和解读都具有多义性，这再一次为电视深透性信息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电视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画面、现场、同期声、解说词、音乐音效、字幕为骨架，以贯穿其中的叙事逻辑为血脉，运用特定的镜头语言进行叙述。叙事学理论将叙述方式分为“讲述”和“展示”两种。“讲述”是电视借助概括式解说和对分镜头的声画拼贴复制完成的事件叙述。而借助纪实性很强的长镜头记录新闻事件的精彩片断并予以相对完整的表现，则属于“展示”。事件发展的具体时空环境、事件本身以及由此构成的特定人物关系都将在纪实情景中呈现，纪实情景兼收并蓄了细节画面与现场同期声等多重叙事元素，短则几秒，长则几十秒，对增强信息的真实性和现场感功不可没。
　　拼贴式组接镜头、长镜头纪实情景与多种信息元素的有机整合，实现了人体感官的延伸和真实现场的营造，大大提升了电视信息意义构建的能力，为信息的深加工提供了深度叙事的可行之道，即避免只图猎奇而支离破碎地描述国内外，而是发挥电视具有魅力的情景再现功能，以“过程”推进“故事化”发展，用透视的方法尽可能触及事件的内核，进一步实现新闻价值的深层挖掘和别样阐释。
　　二、中观策略：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开放
　　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开放，意味着电视必须优化高价值信息产品的生产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先，电视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开放，应凸显电视深度报道的文体特征。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电视媒介开始尝试将深度报道理论运用于电视新闻报道中，产生了调查性报道的节目形式，有代表意义的节目是美国CBS的《60分钟》。《60分钟》以坚守客观公正自由的品质和纯熟的讲故事技巧，不断巩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使其成为美国历史悠久、收视率的10个节目之一，也成为国内外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旗帜。我国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则是央视以向国内外大台迈进为目标，逐步深入的新闻栏目改革的产物。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媒体开始了调查性报道的探索。
　　电视的本体属性和表达方式孕育了电视调查报道鲜明的文体特征：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情景、事件发展过程、特定人物关系以及因记者的调查而活跃起来的情景都给予真实呈现，具有真切的现场感；记者出镜介入调查，兼具新闻取证和叙述功能；记者采用偷拍获取证据材料，或利用摄像机的“威慑力”突袭对方心理防线，调查环境由友好性报道陈述转为对抗性真相发掘；将真相横截面客观展现，尽量避免强制性观点灌输，让观众独立进行意义建构；感知的同步化实现记者与受众的“共同感受”和“视角缝合”，较之其他媒体，记者自然的人格化激情投入和情感取向更易被受众接受；穿插在调查“段落”间的记者与观众的“对话机制”，能够引发受众的行为参与和思想参与，达到“共鸣”与“共识”。[3]
　　对于调查报道等与电视传播特性相得益彰的深度报道形式，电视媒介要努力维持和优化核心生产机制：选择具有包容力和社会内涵的题材，敢于触碰“烫手山芋”，给弱势群体以知情权和表达权，注重质疑和碰撞的力量，做好“情景创设”、“协商会话”、“情感参与”、“意义建构”等核心环节的整合，凸显此类电视深度报道的文体特征，从而增强综合实力，保持显著竞争优势。其次，电视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开放，还应努力尝试多媒体协作的电视新闻形式。
　　电视读报节目是近年来电视新闻资讯类节目涌现的新样式，由电视媒介选取、整理报纸媒介的新闻信息，以电视化传播形态进行导读、点评，将纸质媒介的深度性、抽象化与电视媒介的形象化传播紧密结合。自2003年初凤凰卫视开播《有报天天读》和电视台开设《媒体广场》后，一时间电视读报节目百花齐放，颇为壮观。这可看作是电视对信息泛滥的积很应对，也是电视作为传统媒体以开放的姿态寻求多媒体协作的创新之举。
　　电视读报通过对媒介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双整合，表现出了显著的传播优势和发展前景。舆论学认为，舆论有序系统的效果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相加之和，整合后的节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因为符号(系统)和符号(系统)的不同组合必然变化出各种不同的语义，使得信息发生足够的变化以实现对现有信息的足够补充。[4]读报节目精选出来的信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信息群，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报纸信息的语意空间并传达出信息之间的逻辑关联，使有限的信息资源得到一种更加优化的配置，实现了信息量的加深、加厚。同时，信息系统中声音、文字、画面和图片一应俱全，电视和报纸联袂打造的表意手段为信息的流动构建了一个立体信道，在媒介信息系统整合方面值得借鉴。
　　大众传媒对处在关注焦点的事件或活动须加以“构造”或给予一定范围的意义，从而使人们便于理解。[5]因此，除了对新闻产品和信息系统的聚合功能外，电视在读报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很强的信息解构功能。在电视媒体向受众解读新闻的第二级传播阶段，通过新闻选择、报道角度、逻辑性安排，电视为受众营造了藉以观察客观现实的“拟态环境”，还设置了值得关注的热点议程；而当主持人——特别是且可信的主持人点评新闻时，其解读意见、播报方式，甚至说话语气和个性特色，都会直接影响人们解释社会现象的“架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息的主观深度，但无疑也对主持人的知识阅历、理性思维和新闻素养都提出了挑战。
　　除了向纸媒开放，电视新闻产品也不乏通过栏目向平面媒体、网络和手机媒体等载体的延伸传播，这些都是电视信息多次、多维传播的积很尝试。在多媒体协作的趋势下，传统媒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多媒体协作已是大势所趋。然而从本质上说，这并不是电视媒介一劳永逸、一次投资，厚利连串的发展良策。回顾电视读报，由于既没有自采节目、原创节目独有的内涵，又缺乏现场感和形象性这些电视媒介的核心竞争素质，决定了电视只能筛选、过滤报纸上的信息，所以充其量是个不错的新闻“二传手”；而建立在报纸信息“镜像现实”基础上的新闻产品和二次传播造成信息失真的风险，也造成电视媒介发展保护不力、后劲不足。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寻求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是传统媒介发展的王道。开放不等于妥协，与其他媒介融合不意味着对新媒介的盲目崇拜。
　　三、宏观策略——网络化平台整合
　　平台整合的路径之一是建立并完善电视联盟，实现同质媒体的竞合与合竞。
　　利益可以在竞争中创造的经济学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稀缺信息资源的争夺战。新媒体方兴未艾，某个电视台的单兵作战往往很难取胜，而建立一个或多个大规模的电视联盟，则能够通过综合性的团队合作实现同类信息的共享和异类信息的互补，在各自固有资源的基础上，提升竞争实力。
　　建立于2008年12月的中国电视直播联盟（CSNG），就是一个由电视台牵头的国内的新闻资源收集和播发平台。按照《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章程》，联盟成员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共享直播选题内容，共享卫星直播设备等技术服务。突发公共事件，事发地电视台将按照联盟协议，在时间赶赴现场，搭建直播体系，以直播方式将公用信号和现场报道发送给央视及其他合作伙伴。对于可预测的新闻事件，直播联盟将通过提前策划，多家媒体联动，把题材做大，限度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6]这一生产机制突破了中国媒介按行政格局条块分割的传统，实现了电视台跨地区、跨媒体联合采集、分享成果的生产机制，是各级各类电视台进行信息资源整合的强有力的宏观策略。
　　联盟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规模效益，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电视直播联盟的网越织越大，信息触角遍及更广、延伸更远；也希望看到更多类型、功能和规模的电视联盟涌现，实现电视媒体信息的网络化流动和电视资源的更好整合。
　　平台整合的路径之二是与社会机构建立电视通联平台。
　　对于地方电视台来说，如果媒介的固有资源不允许其加入各省市性电视联盟，它们便不能拥有媒体联动的信息资源；但许多地方电视媒体所秉承的致力民生的服务宗旨，往往要求它们的新闻栏目设置不仅要有要闻、说天气、谈交通，而且要有互动、有帮忙，形成一个很强的电视服务平台。这就意味着新闻事件发生在哪里，民生新闻也就不可避免地跟随到哪里。
　　诚然，与网络相比，电视在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捷性和制作发布的简便性上都不占优势，那么此时的电视媒体要想在一场场必须面对的民生新闻线索争夺战中支持实力，就要依赖电视通联网络的建设，以新闻节目为纽带，与、武警、消防、治安、交警和海事等社会权威部门组建一个报道城市社会新闻的大平台，实现低成本投入、大家一起办新闻的良好循环，形成“民生事件发生在哪里——新闻触角就伸向哪里——合作伙伴就产生在哪里——报道就发自哪里”的通联逻辑链条。媒体与通联记者站不是行政、属地的依附关系，而是协作关系，致力于共同打造一个平台，终达到与电视栏目和相关部门和谐共生、荣辱与共的效果。如此一来，社会权威机构提供的新闻线索，至少支持了信息在准确性和精要性上拔得头筹，电视媒体“内容为王”的传媒公信力则成为其在媒介竞争中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