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做企业，就像孤岛生存游戏

从刘永好到刘永行，刘家四兄弟中两人都曾位列是“中国富”，如今四兄弟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达到1000 亿元”。四兄弟中，老大永言“从小就喜欢琢磨，爱写诗”;老二永行天生细致，“日后自然成为一个管理好手”;老三陈育新则是“兄弟中受人牵挂的人”。性格外向的刘永好善言辞，但他自己却说：“兄长们比我读书读得要好一些，和他们比，我笨一点。”有点笨的他爱读书，近他刚刚把克林顿的《my life》又读了一遍。 清明时节，刘永好与三位哥哥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相约在上海踏青。四个人走出去，齐刷刷的。“人家都羡慕我们，”他说笑起来像隔壁的一位邻居：“怎么刘家会有四个这样的儿子?”此时，这四位兄弟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达到1000 亿元”(刘永好语)。 早在1995 年，《福布斯》杂志发布中国大陆富豪榜时，共有10 位中国民营企业家进入榜单，富就是希望集团刘永好四兄弟，总资产为83 亿元。 十几年来，无论单打还是合纵，刘氏四兄弟旗下的公司，都呈现出节节上升的态势。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 年，刘永行依然位居大陆富，而刘永好、刘永言等亦名列前茅。而自上世纪80 年代与之一起扬名的那些企业家们，除了鲁冠球，不少都不知所终。 刘永好曾经创下民营企业家中无数个：批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批发起成立银行(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另外，他还是批当选为各省市政协委员、个当选各省市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 不过，在刘永好看来，令他开心的却是些平常事。“大哥刘永言喜欢写诗。”一次，在自家兴建的酒店里，刘永好惊奇地发现刘永言的古诗和李白、苏东坡的条幅，出现在一起。“不消说，这是他自己挂上去的。”说到此，刘永好豪爽地大笑起来。而和三哥陈育新在一起，让刘永好乐不可支的是“出门化妆”。“近，陈育新在云南办了一个花卉博览会，”他说：“我就和老三从头到脚拾掇了一下，还戴个墨镜，混在人群里，东看西看，颇为有趣。” 多年前，刘永好四兄弟“分家”的新闻，曾经是财经界的一颗“重磅炸弹”。多年之后，他用肯定和庆幸的语气说：“现在，我们四个人都很不错，不仅各自越来越好，而且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我是四兄弟中笨的” “要穿什么服装?”采访间隙，刘永好问摄影师。当对方还在犹豫的当口，他已经迅速地把西装和毛衣全部脱了下来。“我觉得衬衣。”他自言自语道。 刘永好的动作一向很快。他身边的人透露，“午餐他爱吃盒饭，而且总是吃得快的。”即便是当年刘氏家族分割企业，刘永好也直言：“很快，我们兄妹5人只用了一晚上就分好了。” 四川新津县靠近岷江，刘大镛家一共有5 个儿女，分别是儿子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女儿刘永红。“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一天要做很多事情。”刘永好回忆道：“每天早上5 点，就去捡煤渣。然后去游泳，夏天要泡4个小时。”一天之中，刘永好喜欢看的是“发大水”，“滚滚的波涛里，只要有木头，我们就扑通跳进去，捡上来带回家。” 那时，刘永好几兄弟经常游到河对面去摘桔子。“看守桔园的老人不高兴了，追过来，”他笑：“我们就一哄而散，赶紧游回来。上岸之后，发现桔子一个也没有了。” 其实，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今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了。刘永好的父亲刘大镛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就在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刘大镛早年参加过地下党，但是“文革”时受到冲击，被迫在山上放羊。每天中午，刘永好都拿一个铝饭盒上山。“他吃一小半，我吃一大半。”刘永好说：“我很兴奋，到现在都记得和父亲在一起吃饭的情景。吃饱饭很重要，但能和父亲在一起更重要。” 那时，一家人的生计，对于母亲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刘永好从未见老太太皱过眉，“我母亲总是那么乐观，不怕困难。”说到这里，他的眼睛有点湿润：“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在黄埔军校护士班里学习过。”实际上，刘永好的母亲身体很差，很早就病退在家了。“所以，我家里是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7个人。” 这种情形逼得刘家不得以把老三刘永美过继给了陈家，改名陈育新。但陈育新却显得像从未离开过刘家一样，后来兄弟四人开创的希望集团，以农业为主，而这正是陈育新的专职。“我们兄弟四个，只有他一人是学农业的。我大哥是学电子计算机的，老二是学数学的，我则是学机械的。” 刘永好兄弟四人，性格各异。“老大永言的头特别大，一般的帽子都戴不下，他从小就喜欢琢磨。”而老二永行，天生细致，“日后自然成为一个管理好手。”老三陈育新，因为从小离开了刘家，所以成了“兄弟中受人牵挂的人”。汶川地震时，大哥刘永言在混乱中，先拨通的就是三弟的电话。 性格外向的刘永好，是兄弟中善言辞的一个。但他自己却说：“和他们比，我笨一点。”刘永好自觉“兄长们比我读书读得要好一些”。小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刘永好一有空就做家务，“比较能吃苦”。由于年纪小，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过的”，所以他总笑言，“在20 岁以前，我基本上就没有鞋子。” “不过，我穿过草凉鞋。”他愉快地回忆：“我还能编鞋。”一次，老友王石揶揄刘永好：“你不能总是一副收益机器的样子，你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结果，刘永好当场就搬出自己诸多特长：“我会打毛衣、做爆米花，还会用布头做千巴衣。”据说，年少时刘永好做的千巴衣，还卖到了西藏，“做法就是把一条一条的布，熨直了，然后一针一线地连起来。”后来，他开玩笑：“不过，这些好像都是过时了的?” 事实上，性格活跃的刘永好，的特长是与人沟通。1982 年，当刘永好兄弟四人开始创业时，他们就按照各自的特长开始了分工。每当集团对外事务需要家族发言人时，善言辞的刘永好就会出面，而公司的销售与市场这一块也归他管辖。“那时候，我有很多的发明，”他很兴奋：“早就是我带领大家在农村家家户户的墙上，贴小报卖;后来发现别人不乐意了，我就发明了贴门神，还编了好多顺口溜——比如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 多年来，刘永好有一个秘书班，“每天早上半小时之内，会把重要的消息和新知识，整理出来给我看。”他自认这是父亲传给他们的习惯，“他总说学习是重要的。”刘永好爱读书，近他刚刚把克林顿的《my life》又读了一遍。 分家 大哥永言在四兄弟中，威望。“当年下海，也是他提议的。”刘永好说：“1982 年，他说我们养鹌鹑吧，事情就这样定了。”大概10 年过去后，又是刘永言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建议——“分家”。不过，在正式场合，刘永好从来都不认可这个说法：“不是分家，而是规范产权制度。” 那时，在别的民营企业家对于产权制度还懵懵懂懂之时，刘家五兄妹却一致同意分家。“家族企业，上阵父子兵。创业很好，但是做大了，就要过分银子、论荣辱这一关，终还是要隔江而治的。” 那次董事会完全在“密”状态中进行，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刘氏兄弟的“分家”，丝毫听不见吵闹，他们选择了简单的方式——平均划分资产。终通过决议，从1995 年4 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按照兄弟之间签署的协议，“各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许可，董事会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 从此之后，刘氏兄弟之间的产权，在一夜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陈育新( 刘永美)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刘永红，也给了她一部分股份。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史上颇为圆满的“亲兄弟、明算账”。 “不过，我们兄弟四人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会”，刘永好谈起“分家”后的日子说：“因为大家喜欢相互指点一下各自的业务。”他们还在四川老家给父母兴建了塑像。每年元旦，兄弟四人都会到父母塑像面前，“汇报这一年我们做了什么，下一年还要做什么。” “分家”之后，四兄弟的性格却在各自的“领地”里愈发鲜明。老大刘永言根本不给自己设办公室，只要一进公司，他就会一头扎进实验室或者研究室;大陆希望公司里有一个休息室，但是没有董事长办公室，一般员工在吃饭的时候，都能在食堂见到刘永言。 “他很厉害，”刘永好很佩服这个大哥：“他拥有的就有100 多项。”2003 年，刘永言更是获得了“华人诺贝尔奖”——国内外华人“杰出企业行业实力品牌奖”。“其实，希望一创业，就搞软件和养殖，靠两机( 鸡) 起家。但当时，因为盗版而停止了在软件方面的投入。时隔10 年，它终于又回来了。”刘永好说。 事实上，四兄弟中，和刘永好搭档的当属二哥刘永行。1993 年，兄弟俩曾经仅用了7 天的时间，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 个场的协议。这一年他们共建立起10 家场，家家创收。刘永行对农业的热爱，堪比刘永好。年轻时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整天沿街叫卖，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唧唧喳喳的小鸡叫声。 那时的刘永好、刘永行很清醒：“这么巨大的市场，一开始正大集团忙于自己的战场，根本不和我们竞争，而主体国有企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我们自己当时就考虑了，10 年以后怎么办?”10 年了，虽然投资了银行、办过超市、涉足过房地产，刘永好依然坚持主打农业。“我不觉得我们有多了不起，”他说：“我们经历过高利润时代，当初的利润高到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于是，主动压价。结果，就看到人们要排队28天才能买到货的局面。” 除了农业这一主业，刘永行还斥巨资进入到铝电一体化项目中，谋划打通氧化铝、氨基酸等产业链。 “ 有很多人说我傻，”他坦言：“听得多的就是，房地产那么热，你要是全身投入的话，不是多了?”2007、2008 年房地产旺的时候。“大家都去拍地，100 万的土地拍到500 万，居然还被拿下来了，我觉得这些企业都快疯了。我们去拍过一次，一块地都没有拿下来，还是做农业让我感觉愉悦。”刘永好也开起了玩笑：“王石和冯仑都是我的好朋友，可他们精神上也郁闷，外界老称他们为不法房产商。” 拉上比尔·盖茨做农业 2009 年，国内外富比尔·盖茨邀请中国富刘永好去他家做客，一路同行的还有巴菲特。 在这次私人聚会中，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表示很关注中国。而当刘永好在公开场合发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地位》的主题演讲时，他看见比尔·盖茨一直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专心地记着笔记。 后来在游轮上，刘永好便对这位国内外富提出建议——加入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扶贫事业。他告诉比尔·盖茨：“如果能为占国内外10% 的人口带来改变，这将是多大的成就?”对此，比尔·盖茨非常感兴趣。 事实上，刘永好有心打造的是国内外农牧企业。他常到美国参观，发现那里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中老年人：“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低，只不过年轻人觉得农业很呆板，不是体面活，才纷纷进城。”但“人家规模很大，种的地都是三五千亩。” 再看中国，“农民普遍还是院子前面两只鸡，后面几亩地，卖几个小钱。”他说：“没钱就没法扩大规模，而农民借不到款就是因为没有担保物，我就设想建立一种小额贷款。”而刘永好说服比尔·盖茨介入的，正是与“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创办的“穷人的银行”很相似的担保机构。 说起办“草根银行”，刘永好特来劲。“我确实在向尤努斯学习，我现在已经注册了12 家农村担保公司。”他介绍道：“每家注册资金是1000 万到1200 万元之间。”不过，“草根银行”仅仅由新希望一家企业来做“担子太重”，刘永好说：“如果盖茨愿意参与中国农业发展担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