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限购令”不能突破市场经济底线

中国新一轮住房调控，正处在从到地方层层加码的新阶段。 本次新国十条（《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出手凌厉。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想要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银行不给贷；没有在本市纳税或缴纳社保费达1年的非本地户籍居民，银行也不给贷。对此，众人齐曰：猛。 北京市政府出招更猛，不仅对上述措施照单全收，率性出台临时性限购措施，一个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为此，居民购房时要出示户口簿、结婚证，并填写《家庭成员情况申报表》。如果一个家庭新购买第二套住房，房管部门不给办理房产证。 原则上，的限贷令，对手里持有大量现金、可一次性付清价款的人来说，不会有太大妨碍。但北京市的限购令走得更远，让你有钱也买不了房子。 平心而论，北京市下重手也是不得已。新国十条规定，稳定房价和住房保护工作不力的省级政府要被问责。可现在众所周知的秘密是，北京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都供应给公务员（任志强语）。北京市2005至2009年公开的土地供应量，名义上70%以上用于建经适房和其他政策性住房，但这些土地，用来建面向公众的经适房的不过十分一，用来建面向（主要是部委）公务员的福利房的却高达十分九。此外，各部委在京还有大量自留地。在这样的土地分肥模式下，北京市这一层级能选择的稳定房价的空间确实有限。 北京推出限购令事出无奈、动机良善，这一点无须怀疑，但我们却不能不追问这一政策行为的性质与后果。 层级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经济，是当下国内外通例，一经出台即适用于各省市。但地方政府把公共服务职能扭曲为单纯的管制职能，就有捞过界的嫌疑了。本来，房管部门给公众办理房产证，不过是从法律上履行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纸确认而已，并不是政府赋予公民财产权。此项公民用税金购买的公共服务，政府有义务无条件提供。不提供已属违背法定义务，进而采取强制手段，限制公民财产权就属离谱。 至于调控目标本身，也颇多可商榷之处。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一户一房政策再正常不过。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消费者的财产权、交易权不证自明，属于自然正当（权利），政府的使命是坚守之而不是限制之。无论哪一层级的政府，均应在市场秩序许可的范围内行事。任何调控措施，均不能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市场经济的含意是，不市场的政策往往也是不经济的。从调控效果来看，限购令能否取得预期目标是有疑问的。对消费者来说，如果看多房市，通过离婚增加一个家庭造成的困扰，相对于预期的丰厚收益，算不了什么。对开发商来说，此举只是暂时压抑了需求，如果没有资金压力，他们宁可等等看也不会贸然削价。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范围内降房价，政府大有可为，如将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界定到每家每户甚至个人，增加土地供应的主体；允许自建房与小产权房开发和上市，增加住房供应的主体等。需求无罪，供给有责。不从改善供给入手而是一味打击需求，结果恐怕是南辕北辙。 而值得警惕的，是对市场经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趋向。本来，政府征税的先吃螃蟹正当性在于为公务服务筹资，但就有人认为只要能打压房价，政府征收物业税即使没有明确的公务服务定向，也属合理。本来，现行户籍制度既不人道也不经济，但就有人认为城市是本地人的城市，为打压房价强化户籍，限制外地人在本地买房的地域歧视政策也是正当的。本来，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底线必须坚守，但就有人认为只要有助于降房价，对财产权和交易权采取临时性措施也无不可。如果这样一退再退，那么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