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O年代：的风景线

导读：

194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连接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重要时期，可以说是政治风云变幻的舞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文学的空间稍有扩大之时，沈从文、施蛰存等自由主义作家便难忍对当下文坛的不满，大声疾呼：“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

而自由主义文人所渴望的“文学的自由”似乎还是难以企及，政治的波澜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文学领域，当国共两党的对峙出现倾斜，无论政治上还是战场上，无论在文化宣传上还是在民心上。**都占了上风时，自由主义文学就面临比两面受敌更严重的问题。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更是带来了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转折。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主流话语被很大强化。中国文坛面临的是一次重新整合。无疑这也是对自由主义文学清算的开始，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当然要求文艺也作为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不仅从理论上规定了文艺要服从政治，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文艺的独立性，取消了创作自由。1942年以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思想改造的规范理论正式确立，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工农大众两大群体，终于开始了根本性的位置转换：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工农大众成为教育知识分子的主体。

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终得以完成，毫无疑问，“五·四”开创的多元文化格局被打破，文学多元并存的局面逐渐消失，反之，则是文学的急剧一元化、政治化。的确。这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氧气越来越稀少的环境，毋谈发展，求生都难。

然而，在40年代特殊的国情下各省市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领域，使得自由主义文学稍有喘息之机，只要在稍宽松一点的生存环境下(如一些非解放区)，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自由主义文人在以的努力来彰显自由主义文学的魅力。抗战胜利之后，在许多地方政治上民主呼声都较高。自由主义者则视此时为实现理想的一个良机，他们一方面组织政党，提出政见，创办时评刊物，一面又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谋求和平建国良方。自由主义作家则力图让自由主义文学得到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承认。

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40年代迅速复苏并达到高潮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观察》、《大公报》、《文汇报》等自由主义报刊的活跃，它们的撰稿者大都是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同时先前少星发表过一些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的作家也兴奋起来，纷纷出任文学刊物的主编，自由主义文艺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