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导师共商七大新兴产业 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渐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叶建国/北京报道 　　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新医药、生物育种、节能环保、电动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我国在本轮国内外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一如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在“产业立国”的新历史阶段，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面临新的选择，且从已有发达的发展历程来看，从一个经济大国到一个经济强国，中国必须要给出新的产业方向定位，并做出切实有效的落实和实施。 　　刺激经济新方案： 　　总理与导师共商七大新兴产业 　　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约请47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大学和科研院所教授、导师，企业和负责人，就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七个产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随后公布的会议公告中，该七大产业被表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后，在11月23日召开的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创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其中再次对上述七大产业做出更为具体的解释，同时对海洋、空间和地球深部资源的利用问题也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 　　这些领域共同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科技攻关路线图。 　　目前，发改委正在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这将成为我国在本轮国内外金融危机背景下继四万亿投资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的新一轮刺激经济的方案。 　　总理温家宝在座谈会上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 　　当然，中国是如此的特殊，这样一轮主要以创新性为目标的产业规划，如何给这个区域发展本来就失衡的带来均衡发展的机遇，如何支持每年都在增加的就业需求，将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这些产业的健康效果发展，需要同时具备“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等。 　　所以，这样一个被中国新兴产业崛起和经济发展转型给予更多寄望的战略选择势必会道阻且长。不过，与危机之下的被动改革不同，在看到新的机遇并主动推进改革的思路情境之下，相应的制度变革的空间有理由被期待。 　　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什么样的产业才能入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此，温总理有明确而科学的答案：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考虑到包括海外资本在内的众多社会资本对这些新兴产业的投资热情，伴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一个个新的流水故事也将诞生。如此诱人，也如此丰富多彩，而能否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将这些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与产业规划进行良好的对接，从而使得这些资金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值得关注。 　　不过，考虑到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所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各省市新一轮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也必将展开。 　　历史性抉择： 　　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中国作出如此战略性选择，具有国内发展转型和参与国内外经济竞争的双重背景。 　　在的决策背景表述中称，当今国内外，一些主要为应对这场危机，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重要的战略投资。这预示着国内外科技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兴产业将成为推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而如果放入更为开阔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国内外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似乎已经等待了中国60多年。 　　11月23日的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对中国在近200年以来与国内外的工业化革命和科技发展擦肩而过的历史表达了遗憾。温家宝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国内外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 　　温总理特别指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曾经有过四次科技机遇，但四次均错失。 　　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当时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满，对外，将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对内，满足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 　　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清朝，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 　　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 　　第四次是“文革”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国内外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国内外高明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温总理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来国内外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学、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而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而与国内外科学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国新近60年的历史，基本上延续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工业路径，经过改革开放30年，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国内外第三，在新一轮的科技和新型产业的竞争中，也并非没有机会。 　　创新大战略： 　　体制大变革的契机 　　不过，既有的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的科技体制变革、教育体制变革、财税体制变革、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变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这些体制机制性变革无一不是呼吁多年的变革议题。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点少6分，我国科技界的元老钱学森去世。9分钟后，总理温家宝接到了消息，随后赶往301医院，凭吊这位一生坎坷且颇富效果色彩的科学家。温家宝给钱学森深深鞠了三躬，来表达敬意和哀思，而在当晚细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温家宝后来称，在自己出任总理以后，钱学森每次见到自己，所谈的重点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钱学森认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这些建议和看法都清楚地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内外其它，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这些看法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深切认同。 　　此外，在钱学森生前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 　　此外，科技投入体制、财税体制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也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上述每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的机遇期。 　　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改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市场的准入标准，银行信贷也应向其倾斜，鼓励中小企业发集合债，同时，大力开发新兴产业开放化的国内外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国内外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 　　路线的求索： 　　国情决定创新方向 　　中国是如此的特殊和复杂。 　　单从地域角度来看，当东方的黑瞎子岛的居民已经迎来早晨缕阳光的时候，在西方帕米尔高原的人们依然沉浸在睡梦当中，当北国已经迎来冰天雪地的童话般国内外的时候，在海南，游客却可以沉浸在温暖的海风和柔软的沙滩所带来的风情中。 　　不仅如此，当一个80后青年早晨开着车去一座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写字楼上班的时候，其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农村老家，可能依然正安享于田园般的静谧之中，而在更西部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也许还在为一条可以穿着去学校上课的裤子而发愁。 　　所以，在中国的任何一次变革，都势必面临比国内外上其它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决策效果的考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同样如此。 　　“中国的经济发展先要让劳动力能够获得充分的利用，如果经济结构偏向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都是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相背离的。现在经济学界提出的要更多地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我觉得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就是绿色经济，尤其是中国，这是头号标志，但现在大家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而与这种就业压力同样存在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则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积累，而对于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讲，会否面临再次落后的现实？ 　　温家宝称，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要创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这些建议和看法都清楚地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内外其它，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这些看法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深切认同。 　　此外，在钱学森生前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 　　此外，科技投入体制、财税体制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也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上述每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的机遇期。 　　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改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市场的准入标准，银行信贷也应向其倾斜，鼓励中小企业发集合债，同时，大力开发新兴产业开放化的国内外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国内外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 　　路线的求索： 　　国情决定创新方向 　　中国是如此的特殊和复杂。 　　单从地域角度来看，当东方的黑瞎子岛的居民已经迎来早晨缕阳光的时候，在西方帕米尔高原的人们依然沉浸在睡梦当中，当北国已经迎来冰天雪地的童话般国内外的时候，在海南，游客却可以沉浸在温暖的海风和柔软的沙滩所带来的风情中。 　　不仅如此，当一个80后青年早晨开着车去一座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写字楼上班的时候，其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农村老家，可能依然正安享于田园般的静谧之中，而在更西部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也许还在为一条可以穿着去学校上课的裤子而发愁。 　　所以，在中国的任何一次变革，都势必面临比国内外上其它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决策效果的考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同样如此。 　　“中国的经济发展先要让劳动力能够获得充分的利用，如果经济结构偏向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都是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相背离的。现在经济学界提出的要更多地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我觉得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就是绿色经济，尤其是中国，这是头号标志，但现在大家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而与这种就业压力同样存在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则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积累，而对于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讲，会否面临再次落后的现实？ 　　温家宝称，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既要对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更要创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