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经济特区如何“特”起来

　　改革开放之初，在缺少对外经济交往经验、国内法律体系不健全的形势下，设立经济特区，无疑为国内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扩大对外经济交流起到了很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其中，有两份下发的文件则显得十分重要： 　　一份是于1979年7月19日中共、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下称“50号文件”）。这份报告显示，和原则同意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在汕头、厦门设置。另一份则是于1980年5月16日下发的《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下称“41号文件”），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此后的1980年8月26日，五届各省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作为向提交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福建省原省长、原商业部部长胡平老先生在接受《财经日报》专访时，系统回忆了当年那段厚重的历史。 　　设立经济特区 　　《财经日报》：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起草报告给？当时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胡平：我们的经济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困境，必须想方设法地予以摆脱，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的下一步发展明确指出了新的方向，即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当时，广东、福建两省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相对大些，允许全省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因为这两个省地处东南沿海，临近港澳，华侨也比较多。 　　众所周知，广东是个搞改革开放的省份，但怎么开放法，其实当时还并不清楚。而1979年下发的50号文件与1980年下发的41号文件，则明确了广东与福建两个省可以实行特殊政策。 　　当时我参加了这两个报告内容的起草，其实就是（提出）要求放权。 　　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对企业管得非常死。但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一亿元人民币以下供产销不要平衡的项目我们自己就可以批了。当时也没有土地问题，地方想要哪一块土地就要哪一块。同时在银行信贷方面，也有很大的自主性。当然，贷款的数额总指标必须要有所控制，这也是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前提。 　　“铺路”与“拓路” 　　《财经日报》：要搞经济特区了，当时福建有条件“特”起来吗？ 　　胡平：实际上，福建省搞经济特区，面对的一个较大的困难就是基础设施条件差，也就是说硬件还跟不上。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电话常常打不通。当时都是手摇机式的电话，排队排六七个小时，半夜里才能接通香港的电话。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比如还没有正规专职的美容店、基本上都是中餐而西餐很少、住宿与交通等商务服务设施也比较弱等。 　　我记得当时在交通环境方面，只有“一条半”的铁路：一条是从鹰潭到厦门，半条是从南平到福州。那时，也没有高速公路，从福州到厦门至少要坐6个钟头左右的汽车，弄不好还要8个钟头。 　　总而言之，道路不行，电话也不通，没有现代化的集装箱，飞机只有福州一个军民两用机场，一两条航线，所以我们必须先搞基础设施建设。 　　《财经日报》：那么，当时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呢？ 　　胡平：我记得，1983年我们开始准备集装箱设备，并建设码头。 　　从日本租来旧的龙门吊桥，算是现代化的运输设备，又安装了程控电话。其中，福州引进日本技术设备，安装程控电话应该是各省市推翻传统，效果很好。当时有的行业实力品牌同志去看程控电话，一拨家里就通了，声音质量也好。于是，厦门也引进了程控电话，接着泉州等市县也都接连安装了程控电话，费用则由省政府、市、个人、邮电部门等分摊。 　　当时地方个搞国内外机场的就是福建??建设了厦门国内外机场。当时我们向汇报关于在厦门建设国内外机场的事，得到的答复是“要搞你们自己搞”。后来，我们通过外经贸部引进科威特政府低息贷款，加上自筹共一亿多元人民币，我们就建了厦门国内外机场。 　　接着我们自己开始组建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这也是国内家地方航空公司。既有了国内外机场，又有了航空公司，但没有飞机怎么办？开始是用外国航空公司的3架飞机，后来发展到五六十架。至于飞行员，当时我们一方面从民航里面找，另一方面从部队里面聘。 　　但由于航空公司的油料和维修用备品备件，是属于民航供给的，因此，地方搞航空公司就显得很难。记得当时省里的一个老行业实力品牌这样说：“我们把它交给民航算了。” 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同时，福建省还有个合资银行??厦门国内外银行，这是福建省政府收购澳门的一家银行并改名而来的，批准，省政府向国外发行债务，也是各省市家。 　　此外，与日本的日立公司合作成立了福日公司，这是个中日合资企业，生产彩色电视机，14寸彩电大概1000元一台，当时很紧俏，一般买不到。日本人很重视，说这个福日公司仅仅是个试探性的风球，看中国的开放究竟怎么样。我们当时还有个中澳合资企业，是个毛纺加工厂，还有条中密度纤维板，引进美国的一条生产线。大约一共有十四五个各省市吧。 　　但我们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很多地方都是“个吃螃蟹”，摸着石头过河。当时买一台电视机要交费8块钱，我们还背了个搞卖国主义的“恶名”。 　　《财经日报》：从哪年开始显示具有风险的？ 　　胡平：其实一开放就是有的，只是没注意察觉。 　　1985年发生了三起大事，一起是对台“贸易”失控。过去海峡两岸有条界线，渔民打鱼也不能很过这条线，可是渔民可以在线的两侧对话。开放改革以后，发展到做起生意来了。台湾地区要大陆的黄花鱼，两岸渔民要交易，不可能拿美元，但人民币他们也没有，我们这方面更不可能用外币去给他换东西了。因此问题出来了：怎么交易呢？于是，台湾地区渔民拿着布袋子，袋子里装的是电子手表，台湾地区已经过剩了，大陆还没有电子手表，一条黄花鱼，换一把电子手表。一个手伸进去到布袋子里去摸，摸到几只电子手表就是几只。 　　当时政策上不明确，有个政策就是特区自用的商品可以免税进口，厦门特区自己用的可以免税。后来他们是照此执行的，但其他一些地区也开始搞起海上贸易。后来台湾地区的尼龙布，甚至于电视机音响设备都进来了，引起各省市的关注了。福建是在海上走私交换，在无人岛屿里面，船开过去，进行交换。这个立即引起的不安。后来，我们制定了20多个文件，制止海上走私。制定文件，统一思想，刹住走私。 　　第二起是晋江假药案，也是发生在1985年。晋江有个陈埭镇，乡镇企业搞得好，这年发生了假药案，用冰糖加白木耳，牌子上打的不是健字号，而是卫字号，后来各省市通报。由于经济诱导，进入了公费医疗序列里了，其实没有吃死过一个人，但有了问题省政府要承担啊，这是第二个大案。 　　第三起就是杜国桢案，属于诈骗案，诈骗了一个亿。 　　上述的三起大案所涉及的是走私、诈骗和假药，问题很严重，高度重视。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开放改革的风险已经出来了，各省市都开始指责我们，我们自己也都“心慌慌的”，毕竟都是摸索着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 　　《财经日报》：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到福建并题词，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胡平：开放改革走这几步后，碰到很多阻力，包括思想观念的、体制方面的，要不要再继续前进？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南方视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目的的，并且多处题词。 　　他在厦门的题词就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很具针对性。当时的厦门特区还很小，只有2.5平方公里，也就是厦门岛上湖里的小地方。而且，由于我们起步也比深圳要迟一年，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就几间标准厂房而已。 　　项南同志和我，还有当时的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市长邹尔均，我们一起陪小平同志、王震同志做环岛游，从海上看鼓浪屿的景点，上码头后步行。鼓浪屿岛上没有汽车，老人家很健步。在海上，项南同志就开始汇报工作了，摊开地图，厦门要建自由港；当时小平同志尽管没有立即表态，但明显感觉他是听进去了。因为，他特别问我们“什么是自由港啊？”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就临时凑了几条，比如人员出入自由、货币兑换自由、货物出入自由等。 　　在特区管委会的会议室里，小平同志提起笔来就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句话；其实早就思考好了，所写下的话无疑就是针对当年的内部争论，并且要继续坚定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开放改革的既定方针，以及关于经济特区的既定政策。 　　我记得当年5月，就批下文件，同意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全岛110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是正确的，很可惜“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一直没有很好实现。 　　操刀“期货” 　　《财经日报》：你一到商业部就参加了期货市场论证小组，并开始早地操作中国的期货。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胡平：其实搞期货在国内外上是一个很大的风向标。我一到商业部就参加了期货市场的论证小组，马洪同志率头搞的，在之前一段理论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搞实际操作的方案。我后来派了一些导师到海外去考察，比如芝加哥、日本、加拿大等地，就是看别人怎么搞法。当时，有一个美国的导师还说“胡平在做梦”，说我们“是计划经济，还搞什么期货”等嘲讽的话。 　　开始的时候，我们计划在武汉搞，但一些原因我们选在郑州搞，建立郑州粮食交易市场。1990年初，我们将有关方案报到了，当时没有马上批。 　　事情的转机是，有一次时任总理的李鹏到河南考察，我是随同人员，我在旺车上向他汇报粮食市场，他同意了，在郑州的汇报会上，他正式表示同意在郑州先试。后来公开发表的时候不讲期货，叫粮食批发市场。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终于开张了。我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市场开张以后，另一个美国导师说，显然胡平不是在做梦。中国也可以搞期货，这无疑是开放改革政策进一步落实和加强的信号，国内外上认为这是一种“郑州模式”。 　　《财经日报》：当时搞期货市场，特别是以粮食为开端，这个跟当时粮食价格的变化有关系吗？ 　　胡平：是引导。粮食期货市场形成一个价格信号，就是我们明年什么时候的粮食大概是什么价格，给老百姓农民提供一个信号。当然可以搞套期保值，这是国内外上通用的做法。 　　《财经日报》：1988年时，你如何面对当时中国市场的价格问题？ 　　胡平：1988年初我到商业部。之前，有新华社记者采访我，问我物价能不能平下来，我说物价平中有不平，不平中求平。 　　1988年价格要闯关，听说放开价格，就出现了人气高风，人气高电扇、电冰箱、手纸，特别是粮食紧张。当年四川一个省，一亿多人口库存粮才15亿斤，包括铺底的都在里面，一个人半个月不到。那太可怕了，压力很大。我到张家口，随机看了两个粮库，看看有没有粮，让他们把所有库门都打开，库房门口都用麻袋堆起来。我怕里面有假，就拿了梯子到上面去看，有粮食的，管理得非常好，水平如镜，看起来还是比较放心的。 　　《财经日报》：后来1988年、1989年确实是一路在涨，市场经济有涨也有落，你为什么不想它落呢？ 　　胡平：是平中有不平，不平中求平。我的意思是市场经济当然要涨，计划经济不行的。 　　当年是短缺经济，是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大背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