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医保低价药品有望享受价格关照

【慧聪商务服务网】在现有将近2300种医保药品目录中，既有药价虚高、确需挤出空间和水分的，也有历经数次调价，逼近甚或已经跌破成本线的，而后者在医保目录中的命悬一线，其实和虚高药价一样，尤其值得制度层面的关注和纠正。 如果说平抑虚高药价是必须的调控手段，那么，给被逼仄的药品以应有的合理、正常的价格水平，也是当然的科学态度。 低价药“被退出”日前，发改委价格司药品价格处处长郭剑英接受采访时透露，由于历经数次价格下调，一些早期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中，部分品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利润空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为支持正常供应和竞争公平，发改委目前开始考虑是否可适度提高部分产品定价。 2000年开始施行的医疗保险目录（医保目录），历经2004年和2009年两次更新扩容，目前囊括药品品种近2300个。 而由于进入医保目录时间不同，经历政策性价格挤压次数有别，郭剑英坦言，在现有目录的药品中，“既有药价虚高的，也有差不多的，更有逼近成本甚至亏本的。” 他预计，在现有医保目录中亏本供应的药品应该有二三十种，“这还没有包括那些已经不再生产的。” 以头孢曲松注射剂为例，1997年该药在国内作为一类新药上市，定价97.2元/支，12年后的2009年，生活价格指数总体数倍增长的大背景下，经过6次大幅度调整，同规格的头孢曲松注射剂价格却已经狂降至7元/支——更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调研发现，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 和“死扛”的头孢曲松注射剂不同，价格被逼近成本后的抗麻风病氨苯砜已经彻底退出了药品市场。 “前几天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给我来信，反映因为价格过低，氨苯砜已经消失，影响正常的临床使用，呼吁我们适当提高产品价格，以便能够有企业生产。”郭剑英告诉记者。 发改委随后的调查显示，1000片的氨苯砜规定价格为18元，平均1.8分钱一片，根本没有企业愿意生产。 就连一直饱受高药价指责的原研药厂，有的也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 “我们的产品2004年进入医保目录后，严格按照公布的少售价执行，但随着几年来从降价为主的药品招标，在各地中标后，少售定价又下降了一些。”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幼甫接受本报采访时谈道，而且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些品种或原料至今无法在国内生产，依赖日本进口，投资很大，“2009年4月比2008年3月的综合成本也增加了近30%。” 而且由于目前各地药品招标基本都是以降价为主，包幼甫坦言：“每个地方招标都要降一点，按照现在的中标价格我们已经没办法进行下去。” 之前，尽管入围了《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名单》，但包括北京双鹤、青海制药等企业，都由于定价、市场等不明朗而没有生产。政府控价两难但因此促成的药品提价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和顺理成章。 此前，对于医保目录中部分很低价的品种，发改委也曾经给予过提高价格的政策倾斜，但数量非常有限；而在去年开始的基本目录中，也仅有4%~5%比例的很低价药品享受了提价待遇。 “基本都是价格非常低廉的药品，临床使用和公众消费急需，有迫切提价需求的，”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坦白说，现在的舆论环境确实让我们有点不敢动，药价问题太敏感了，担心一旦提价，就有人指责发改委‘带头涨价’。” 三共制药也曾经为定价问题与发改委进行商讨。“我能感觉到政府的考虑面及顾虑很多，大家对药价的关注度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企业正常合理的涨价，也基本是没什么可能的。如果仅片面看药价会走进死胡同，更希望改变临床医疗围着药品转的不合理局面。”包幼甫说。 实际上，从2000年至今，医保目录10年间3次扩容，政府定价也在跟着这个节奏不断挤压。 “2000年进入目录的产品大部分价格挤得差不多了，2005年进入目录的挤得有一定程度了，去年刚进入目录的还没开始挤——如果静态看政府定价目录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价格空间很大、有的空间很小、有的甚至连补偿成本都不够，就是因为在不同时间段进入了不同的政府定价目录，挤压次数多少的问题。”郭剑英告诉记者。 对发改委而言，和挤压仍有价格空间的药品同样紧迫的是，如何让已经退出市场的廉价老药恢复生产，满足临床需要，以及挽救那些正在面临“被退出”命运的低价药品。复杂的“历史问题”下，如何科学界定药品价格就成了发改委当下紧迫的任务。 记者了解到，已经于日前结束征求意见的新《药品价格管理办法》调整了对于新药、药等单独定价产品的认定，考虑结合局和的综合测评进行，将临床需要和科技创新相结合，并逐步引入经济学评价，避免没有实际价值的‘创新’。” 而发改委对于标底价的探索已经在之前的基本招标中明确，“招价格的肯定不对，招的估计也会出问题，合适的价格到底应该划在哪儿，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工程招标中的内心标底价，都可以考虑。”郭剑英指出。 采访中，有行业导师告诉记者，其实相比起目前药价的问题，在部分低价药背后潜藏的质量安全隐患可能更为紧迫。 “为了竞争需要偷工减料的事情不是个别，特别是在某些品种剂型，目前的检测方法无法检测，低价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药品的质量安全不是杞人忧天。”他说。 该导师提醒记者，之前轰动各省市的“齐二药”和华源欣弗等药害事件，其实企业就是为了省几分、几角钱，“如果不压低成本腾出空间，它的产品一瓶都卖不出去，所以终铤而走险。”他说。 江苏康缘药业董事长萧伟就指出：“定价，有些企业甚至按照10%扣、20%扣去招标，实际成本都比招标价格低，药品质量恐怕根本无从支持。” 而对于目前的中药产业，陕西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步长认为，药品价格不能越低越好，特别是中药，现有的检测环境下，很多指标不能检测出来，就更需要做良心药，否则药品质量难以支持。 先声药业集团政策事务部总经理罗兴洪在采访中指出，支持药品合理和足够的利润，才能支持企业改进工艺，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将资金投入到新药研发中去，研制出创新药，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整体医药卫生水平。 而包幼甫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现在国内药品的上市后监测工作开展得并不够，招标也往往以价格降低多少作为目标，这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对于药品质量起不到积很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制药工业终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创新作为竞争力，但在失衡的价格机制下，这一点很难达到。 “我们的思路已经明确，就是通过几轮或者几年的价格调整，把市场已经形成的虚高的价格空间逐步挤出，并逐步调整偏低的药品价格，力度和频度一方面取决于工作的能力，也取决于医疗卫生体制和机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如果体制不改，这一点很难推动。”郭剑英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