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质疑“限牌”治堵效果

“限制机动车上牌为时已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交通部法律咨询导师 刘莘

现在谈限制上牌为时已晚，这一办法早就应该采取。这本来就是一可行性较强、效果显而易见的措施，但实施的时候可以把流程换过来，让司机先拍车牌号，有了车牌再买车。这个措施可以使北京汽车增长稍稍放缓一点儿，但现在北京已经有450万辆车了，在如此大的基数下，效果将打折扣。

北京的交通拥堵70%到80%发生在核心区域，可以借鉴澳洲堪培拉的做法，专门建立了一个都区，从村落开辟为城市，把政府机关行政办公搬到那里。

“限制上牌曾多次流产”

中国汽车工程协会汽车经济发展分会副秘书长 韩广

在政策确定拉动内需为要任务的前提下，限制车牌无疑是一种与发展相悖的做法。根据目前的调查，老百姓对车的需求仍然迫切。可以从路网发展和城市功能划分上下力气。“中心区拥堵是因为核心的办事机关都在这里，如果迁走一部分，就可以减少一部分车拥挤在中心区。”他认为，这次治理交通拥堵，限制上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2008年、2009年分别提出过类似想法，但均未实现，反而在舆论的刺激下，当年汽车销量上涨。“如果这么传，北京今年春节车市得旺一把。”

“限牌在上海已十分尴尬”

汽车、交通研究导师 贾新光

“别看上海限制了，北京也要做这样的事。” 虽然上海是通过限制车牌的手段在短期取得了控制车辆的效果，但现在该政策在上海已经走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地步。如果这样的限制政策在北京做，可能在短期都无法达到什么好的效果。如“尾号限制了，就产生一人有多车的局面。”

该方式还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比如造成公民的不平等、汽车税收向周边省市转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