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荒政的样本 外来慈善家

导读：

民国以降，对晚清祸国殃民的罪恶列数汗牛充栋，然而，晚清历史也并非胜败双方描绘的那样非黑即白，在这当中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作为治理的重要一环，清代的荒政治理仍达到了专制社会下的一个高度。尤其在洋务运动中期，“同治中兴”的成果犹在，晚清政府的及地方官员仍在为挽救腐败清王朝而付出种种努力，中外人士的交往也无多大阻滞，这时候发生的山西大旱就给了后人一个观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发展为完备的时期。有清一代，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876～1878）为严重，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而其中尤以山西的灾情为惨痛，并且在赈灾过程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

面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1877年5月，刚刚到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即向朝廷提出把当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50万两，拨出20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允准。除了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山西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例如，榆次县巨富20余家，此次捐银14万两，但曾国荃仍嫌少，要求属下进一步加强民间募捐的力度。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圆满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