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 激情的勃发

导读：

对于自由主义文学而言，“五·四”给了它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文化的相对自由和多元化为自由主义创造了活动空间，广为认可的“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为“五·四”文化界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

此时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气势、规模和深度方面远远很过了维新时期，关于人的价值及自由、个体的重要性、个人与的关系、个人自由与责任和宽容原则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在中国也都有了较为广泛深入的阐述。郜元宝先生曾这样谈过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之深入：“之所以有新文化运动和紧接着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现代语言表达这种发现与解放的‘人的文学’，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营养。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

无可否认，那是一个呼唤“人”之文学发端的时段。“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眦不同于梁启很、严复的“团体之自由”，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被抬上桌面，更多的人关心的是社会与政府能否支持个人才智的正常发挥，能否保护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成为了时代的张扬之音符。不同于王国维时代的寂寥无声，自由主义在此时已成为中国许多知识者的中心价值观。随之即地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人的发现”成为主题，“五·四”时期及20年代的文坛形成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滚滚浪潮。

但“五·四” 时期的文坛又是一个的复合体，知识者的思想和组织都处于杂陈的状况。自由主义的资源也是纷乱的，投之于思想家、启蒙者的大脑中也就并非条分缕析。但是自由的价值并没有因为混沌而失落，相反，混沌了其灵性的运转法则。对文学艺术创作来说，“五·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时代。如果说 “五·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美学追求的话，那就是自由地表现自己。他们的主体意识很为强烈，只承认自己内心的冲动，因而指认自己内在本体欲望为创作的指导。可以说“五·四”作家无论在思想情感上还是在文学形式上都是很少束缚的，尤其是在文学的表现内容方面很越了群体性文学对于公共经验、群体意识的重视，将过去为社会道德、伦理理性所遮蔽的私人经验，那种特别个人化的体验，被压抑被排斥的经验、心理展示出来。同时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在接受上，还要求读者做到以平等的身份去面对另一个平等个体在语言中展示的经验国内外，这无疑逐步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传统，为文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

“五·四”虽处处言自由、表个人，俨然奔涌着自由主义文学的大潮，但由于封建文学作为新文学阵营的共同对立面，人道主义就更胜于自由主义而成为一个宽泛适用、具有号召力的旗帜。因而“五·四”并没有单独的自由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也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毕竟“五·四”不可能成为任何思想与主张的独唱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