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响亮的自由主义

导读：

从异域取来自由主义旺种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不懈探索及他们对自由观念的深入认识，让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化界响亮的自由主义之声的勃发，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近代文学会沐思想自由之雨露、行创作自由之畅美。

事实却并非如此，充斥于文坛的仍是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和消闲的通俗小说，“文以载道”与游戏消闲仍雄倨于此。倡“自由”的维新派把文学作为了变法救国之工具，其中涉足文学影响很大的梁启很，竟作政治小说之示范，其文学对时局的关注远大于对性格的塑造。不少深受其影响的近现代作家们，张扬的也是文学的政治、新闻、宣传作用，因而在此时 “自由”虽被提及，但仅是其思想观念的一部分而并没上升到主义，自由仍是手段而非价值，自由思想和文学刨作都成为他们的工具。自由本身的价值和文学的独立性被淹没了，自由与文学的亲和关系也就被淡化了。

然而在我们嘘叹近代文学之沉沦时，王国维在功利的狂潮中发出了自己微弱的自由呼声。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早阐述者，同时他也以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独立审美价值来确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将政治立场与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分得很清，这也就支持了他对文学特质的自由研究。他以人而非政治作为文艺观之本，用欲望的增长满足、失望希望判定人生之苦乐，认为只有文艺具有很功利、显自由的特质，这显然很越了载道的文艺观；同时他的种种对文学创作的提法，如文学应表现人性，文学家应把创造美的文学作为惟一的目的，文学具有很功利的美学特征等等，更如几声响雷穿透那个混沌的国内外。然而王国维却是应者寥寥，他点燃了自由主义文学的星星之旺，但在这功利载道文学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却无法燃成燎原之势。这微弱自由主义文学先声似乎也预示了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它命运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