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

导读：

面对这种情景下的法律救济真空，立法者在理论上至少有三种选择：先，他可以给受害者施加一种间接的诉讼强制；其次，他可以引入一种针对商业经济的监督；，他可以授权那些虽然没有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直接受损，但却因为该行为的禁止而享有利益的个人和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

种可能，在立法过程中曾经有人提出，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关注。

第二种可能，以刑事制裁的形式出现在189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但是其适用限于严重违反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除此之外，立法者并不准备让政府部门介入市场竞争，承担过去行会曾经承担的职能，而是宁愿选择一条“更自由的”、“经济自我净化”的道路。

第三种可能，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由其他经营者或者业团体提起的不作为之诉。就此，立法理由书上说：“所有竞争者都被看作误导性宣传的受害人，并因此获得（提起不作为之诉的）授权。

为了避免与欺骗性宣传的斗争完全受制于个别竞争者的决定，法案同时将该权利赋予具有民事诉讼资格的维护业利益的团体，而不管这类团体的职责就是保护因欺骗性宣传而受损的业领域，还是为一般性目的而从事追诉活动。”

这段话暗示了团体诉讼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补充性”位置。这里的“补充性”，不妨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需要团体诉讼。

不管是刑事惩戒还是经营者提起的不作为之诉，都不足以提供一种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全面规制。授予业团体诉讼资格，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不作为之诉不只是为保护竞争者的个人利益而存在，它同时也可以为保护竞争者的共同利益而提起，这显然是对既有救济方式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救济体系中，团体诉讼位居外围，而非核心。这并不是说团体诉讼在实践中不重要，而是说，作为一种私法救济方式的团体诉讼，在整个民事诉讼当中处于边缘。团体的不作为请求权并非源于传统的主观权(Subjektive Rechts)体系，就团体为什么可以享有这种资格，在主观权的框架内很难获得解释。

而由于主观权体系与市场主体个人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们很容易将团体诉讼这种“人为创造”的诉讼形式看做是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在自由主义的法律传统中，这种限制即便因为现实的需要而被勉强认可，也总是要同时伴随着重重的忧虑和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