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团体诉讼？

导读：

从这种位置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出现在立法过程中的观点之争。支持者看到团体诉讼能够弥补现有救济机制之不足，提供一种额外的反不正当竞争机制；而反对者则看到这种制度与竞争自由的紧张关系，担心它会被滥用。这两种立场的对峙，在189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起草过程中出现，又在此后团体诉讼的历次改革中反复重演。

正如学者指出的，19世纪的德国是一个“解放”的时代。几乎在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个人自由”都成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们相信，只有根据自己的意愿生产、投资、劳动和消费的“自由的个人”，才能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整个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和规范基础，都被这种个人自由的诉求打上了烙印。

市场被看作一个自我形成和自我规制的空间，它有自己运行的法则，而任何来自、社区、和群体的外部约束都被认为是消很和负面的。

但另一方面，几乎从一开始，这种理论模型就被证明为与社会现实并不相符。挣脱了封建束缚的个人的确可以自由的参加经济交往了，不过，自由主义理想中的那种和谐秩序却没有应运而至。为经济交往制定了规则，但这种规则主要体现为一套“主观权利”体系，它详尽规定了每个个人的权利，却很少考虑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和社会的连带关系。

为了获得一种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的秩序，经济主体需要一种讨论、协商和表决的机制；经济生活的收益也需要根据人们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角色，以其能力和贡献，同时也能满足其需要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每个人。纯粹的个人经济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于是个人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